今天看到谭德塞说疫情影响可能持续几十年，然后全球单日新增已达32万。晚上在单位与J处、CP聊起疫情，我有个感想。

美国印度等国，疫情防控已在事实上不可能，为了维持社会化生产，却又不得不放松管制，但一放松管制，疫情必然又会在一定程度上反弹，从而又影响社会生产与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后又不得不加大管制力度，如此反复。可见在疫情失控的局面下，社会总需求与总产出已不可能达到疫情以前的水平，更遑论潜在最大水平。

抛开疫情防控的失误不论，造成这一死循环的一个根源在于，正确做法其实应该是在强化疫情管制的同时放开复产复工的管制，即所谓“复产复工，防疫不松。”但皿煮社会的悲伤在于，他们在有限的社会发展阶段下，过于追求马克思所言的“人的全面发展”，倾向于将简单的自然科学议题将过多其他不相干议题进行绑定，不甘心在复产复工的车间里，接受防疫管制从而成为彻头彻尾的“工具人”，从而失去“一码归一码”的正常讨论空间，使得疫情管制、复产复工、公众满意成为既要又要还要的不可能三角。也就是说，皿煮社会的生产组织让民众成为工具人，而社会组织文化习惯让民众产生“全面发展”的幻觉，在疫情打击下，皿煮社会中生产组织与社会组织的最佳实践发生背离。

那么皿煮社会的现状有没有破局呢？按马克思的观点，“工具人”跃迁成为“全面发展的人”，发生在共产主义社会，彼时生产组织与社会组织一定达于完美契合。或许共产主义社会还有些遥远，但我们可以从“战时共产主义”这个历史名词中，推测出疫情持续的历史阶段，美印等国的最优选择。

若果然实现在复产复工同时的严密疫情防控，则按照皿煮社会的标准，其生产与社会组织形态已接近于准军事组织的形态。尽管在当前疫情失控的现状下，准军事形态的生产动员仍无可能彻底摆脱疫情影响，但至少有可能在准军事纪律管控的社会组织下，跳脱出复产复工—放松管控—疫情反弹—经济受损—收紧管控的“治乱循环”，在一定程度上实现向社会最大潜在产出水平的复归。

然而，皿煮政府以准军事化的标准同时组织生产运行与社会运行，需要更大授权。也正因为这个原因，才有说法说罗斯福总统在有情报预警的情况下，放任日本在珍珠港的猪突暴走，从而顺利在国会获得支持。因此，只有在加入战争变量的情况下，疫情管制、复产复工、公众满意才能同时成为可能。尤其是，在战略竞争对手战争实力快速增长的情况下，早日发动战争还能削弱战略对手的相对优势，从而攫取更多收益。并且，在战略竞争对手还不必进行战时组织的情况下，用战争来阻滞其经济，可以说是一本万利的买卖。

综上，对内而言，美印等国需要借助战争来打破“治乱循环”，跳出疫情管制、复产复工、公众满意的不可能三角；对外而言，可以顺势借助战争削弱正处于快速成长期、尚不必进行战时动员的战略对手的相对竞争优势。因此，考虑到战略对手实力，一场有限战争是美印当局的最优选项。

那么，面对这种局面，作为“战略竞争对手”的我们该如何应对呢？我认为第一，我们要专注于做好自己的事情，尽力避免促成美印等皿煮当局借助战时组织打破疫情管制、复产复工、公众满意不可能三角的契机。第二，一旦对方果真诉诸于军事冒险，我们要谨记战争在何时以何种方式结束不是战争发动一方所能决定的（毕竟我们不是弹尽粮绝资源枯竭的德国与面对核弹洗地无法“一亿总玉碎”的日本），我们要在实力允许的范围内，跳脱出对手预设阵地，在我们核心利益方向上尽可能获取更多收益，例如台海，例如阿克赛钦等，避免战争成为对我们纯粹消耗的战争，而要“进一寸有进一寸的欢喜”。也即太祖所谓“你打你的，我打我的”。